一、当前我国实体经济的现状与问题

2016年第三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基本面运行平稳，虽然增速相对过去几年不高，但三大产业稳定增长，工业生产和企业效益相对向好，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长乏力的状况有所缓解，这主要是受益于今年以来供给侧改革持续见效，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得到有效实施，一带一路政策推动我国对相关国家出口增长等等。对实体经济而言，最重要的指标就是，2016年8月份起，中国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重新回到50这个枯荣线上，并且在后来的几个月中一直稳定在51左右，这是自2015年1月该指标跌破50大关后表现最好的一个周期。应该讲，这对于一线制造业企业来说是欣慰的。

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实体经济的未来发展态势仍不乐观，体现在整体需求偏低，企业税费压力大，融资环境困难，成本企高等诸多方面。但我在这里讲一个核心逻辑和最大的问题：工业生产和投资相背离。从数据来讲，2016年4月以来工业增加值基本持平在6%，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却从10.5%下降到8.1%。这背后揭示的现象是：工业生产取决于短期需求，而投资取决于长期需求。短期需求是可以通过“大水漫灌”的方式来刺激产生的，长期预期却是理性的选择。只要这两者之间的冲突逻辑不改变，工业生产和投资相背离的现象就不会改变。这种背离是无法持续的，长远地看，它必然以工业生产的下滑为结束。因为短期靠大规模投资刺激了房地产和基建，必然会影响到整体资源配置。反映到微观层面上，就是房地产火起来，下游的砖厂、钢材建材厂、水泥厂等等这些企业就火起来，导致去产能政策落实不到位；建筑业出现用工荒，大学生难就业，就会导致劳动力素质提不上去，读书不如去打工的现象一直存在，归根到底会阻碍产业结构的转型，人们对这样的未来预期自然不看好。

结合国际形势来分析，2016年以来全球需求都在不断走低，发达国家整体上依然把握生产链顶端的高精尖技术，发展中国家之间则开始形成激烈竞争。特朗普当选后倡导制造业回流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战的风险大幅增加。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下，国内实体企业的成本降不下来，钱没有虚拟经济、房地产业、金融业来得快，其生存已经面临无法回避的窘境！

二、国家振兴实体经济的举措

实体经济存在的这些问题，也引起了党中央与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2016年8月28日，国务院出台了《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确立了六大任务：一是税费负担合理降低。二是融资成本有效降低。三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明显降低。四是人工成本上涨得到合理控制。五是能源成本进一步降低。六是物流成本较大幅度降低。

而在2016年底中央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明确提出，要振兴实体经济，就要引导企业形成自己独有的比较优势，发挥“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增强产品竞争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也要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各地政府也出台了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意见，主要有调整最低工资、降低企业物流、用能、用电、融资成本、减轻税费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

三、对于振兴实体经济的建议

综上所述，2016年实体经济出现了一些回暖迹象，但这些迹象主要是由短期内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回暖拉动的，从长期看，中国经济仍存在过度依赖投资，消费不足，房地产、金融、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吸血等结构性问题。对此，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已出台了一些方案和意见，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实体经济目前面临的困境，就要围绕解决“工业增长与投资相背离”这一基本矛盾入手，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企业创新升级，真正发挥好实体经济的“中流砥柱”作用。

为此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一）推动创新驱动

经济要增长，企业要壮大，归根到底是要靠科技的进步、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家要振兴实体经济，就要主动引导企业加大科研技术投入，鼓励创新型企业发展，推动企业创新转型。建议政府除了通过建设产业园、实验室提供补助、减免、优惠这些主动引导措施之外，还能做更多平台性的服务工作。

实体企业一般以传统行业居多，技术含量偏低，对高精尖技术掌握不够。很多情况下实体企业不是不搞创新，是不会、不懂、不敢搞创新。建议政府如果能够利用好当前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工具，在搭建人才平台时更加面向企业需求，把吸引人才政策更好地与企业研发创新结合起来，推动核心技术供给和成果转化，更好地对接实验室与市场需求，实现产学研更密切合作，将对企业向科技密集型模式转型起更实在的帮助。在我国，政府的公信力、权威和桥梁作用无可替代，是企业、研究机构和社会最佳的对接入口。如果政府牵头来搭建这样的平台，经济和社会效益将是巨大的。

（二）实施降税降负

国务院出台的降低实体经济工作方案中非常关注降税降负问题，包括落实营改增、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取消一些政府性基金等等。据资料显示，其中深圳市提出全年要为实体企业减免1350亿的税收，决心很大。增值税的初衷是把税收的各个环节更加规范化、法制化，但给企业确实带来了一些经营上的压力。理论上讲，目前的税收制度，采购的费用可以抵扣，工资不能抵扣，折旧费不能抵扣，管理费、运输费这些都不能抵扣，不能抵扣的部分大概有40%-50%。而在实际操作中，企业的很多采购项目并不都能开具有效发票，没法开发票的部分就不能抵税。按我们的感受，现在税负占到税前利润的35%-45%，营改增降负作用并不明显。

再一个就是收费的问题。我看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先生的研究，这个研究选了2013-2015年间的一些企业，问卷样本有将近8000份，这三年里样本企业平均都是处在亏损状态的，2015年最为严重。按照刘先生的测算，其实企业负担里面，税收占的比重只有6%左右，企业真正反映最多的问题是与政府相关的各种收费，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包括教育基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社会保险收费，工会会费等。这些名义上不是税，实际却是由税务和政府部门代收的，很多时候是把政府该承担的职责转嫁到企业头上了。

这个状况持续下去，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举个例子，华为2016年的年报，利润率只有7%左右，这么说可能比较抽象，实在的说就是华为2016年比2015年的营收增加了1300多亿人民币，利润却只增加了10亿人民币左右，这就意味着多收的1300多亿收入几乎没有贡献有效利润。像华为这么优秀的企业都面临这种状况，都要裁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力成本实在太高了。其实实体企业这两年为了留住人才，工资已经大幅提升，但所得税起征点4年都没调整过，而企业员工工资每年以10-13%的比率增长，给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其实给员工涨薪，也就等于在帮助政府解决就业、福利和保障问题，如果企业无法发展，经济不能增长，我们怎么能够健康、持续地投入资源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所以建议有三点，一是适当提高实体经济企业员工工资所得税起征点。企业是社会的造血器官，企业涨薪是为员工提供福利，就是为社会解决问题。政府在这个方面去减免企业税负，其实就是在帮社会发放福利，帮造血器官解决问题。二是研究用工资抵扣增值税，道理是一样的，都是政府让利给企业和劳动者，维护造血器官的造血功能。三是建议取消辞退工人补偿，建议劳资双方建立双向自由选择，取消无限期劳动合同。由于五险一金是国家强制性政策，企业和劳动者双方共同承担缴纳了失业保险的费用，主要是为了劳动者失业时有所保障，那解约补偿金应由政府补偿。

（三）改善政府效率

政府办事效率低下、政策制定不科学不合理、转嫁社会责任，这些都是造成企业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例如，企业投资买地建厂，如果审批时间太长 ，延长建设周期，多出来的利息费用其实就是企业成本的增加。再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随意变更企业附近已经规划好的工业用地属性为商住用地，而商住用地的污染排放标准与工业用地不同，这就等于增加了企业的环保成本——一旦居民投诉，政府还要去关停企业，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这就等于把政府的规划责任和环保责任都转嫁到了企业头上。

国务院工作报告已经指出，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简政放权，深化改革，我个人建议，为提高工作效率，做到权责一致，政府应创新服务方式，打通各部门信息孤岛，建立统一的大数据政务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主动型、引导型的精准服务，集约应用好政府自身的稀缺资源，同时也把最具成长性的企业留住。同时，我建议政府搭建人才培训平台，每年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一定培训补贴，由企业根据自身实际发展需求对技能工人进行自主对口培训，促进从工业3.0向工业4.0转型。

（四）创新金融服务

工业产出与投资背离的一大重要原因在于，资本总是向虚拟经济和房地产、金融领域流动，实体经济一方面承担了最重的税收和用人成本，一方面又要和虚拟经济、房地产竞争，融资贵融资难已经严重制约实体企业，尤其是中小微实体企业的发展。建议国家应从国家顶层设计，银行每年给实体企业融资要有一定比例，贷款利率保持基准利率或下浮10%。大力推动金融创新，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难度，给中小微企业一个合理、公平的竞争环境。国务院工作报告中已经提到了很多相关措施，例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中间环节收费，加大融资担保力度；完善商业银行考核体系和监管指标，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稳妥推进民营银行设立，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大力发展股权融资，合理扩大债券市场规模；引导企业利用境外低成本资金，提高企业贸易本币结算比例等措施。其中特别提到，要允许有条件的地方设立政府性担保基金，探索运用资本注入、再担保、风险补偿等措施，提高融资担保机构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小微企业、“三农”服务积极性。对此提一点补充建议，就是政府的产业引导基金应让行业和社会组织高度参与，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兜底风险。这样既切实保障了政府产业基金的引导作用，又通过顶层制度建设控制了风险，并推动了创新金融的健康发展。

实体经济是难，但实体经济是我国梦开始的地方，更是国家经济的脊梁！我们遇到了最好的历史机遇，遇到了大国崛起的最好环境。国家经济三十年经济发展的洗礼，现在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有人觉得未来处处是荆棘，处处是不确定，但我看到的恰恰是传统产业和实体经济千载难逢的转型升维的发展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