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随后，又通过新华广播电台、《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当年的“五一口号”共二十三条，是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改定的。其中第五条的内容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短短不到50个字，指出了将要成立的政权组织形式为“民主联合政府”，这与1945年4月中共七大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是一脉相承的；短短不到50个字，确定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了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短短不到50个字，明确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共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石。

当年的“五一口号”第四条内容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庆祝全国青年和全国知识分子争自由运动的前进！ ”这是对作为“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内容和作用的充分诠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配合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最终夺取了全国解放的胜利，而且为三十年后形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以“五一口号”发布为标志，开始了为期一年又五个月的“新政协运动”，各民主党派纷纷放弃了走不通的“中间路线”，开始“一边倒”。这既与民主党派认清了国民政府的反动本质有关，也与当时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胜利态势有关。于是，“五一口号”成了中国共产党加快建立新中国的宣言书和动员令。随着“五一口号”的发布，各民主党派迅速响应，1948年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代表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代表中国致公党，彭泽民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蔡廷锴代表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代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代表无党无派人士发出了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嗣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次年，总部在国统区）等也作出响应“五一口号”的表示。

“五一口号”也是建立新中国的集结号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讨伐令。随着“五一口号”的发布，中共香港负责人潘汉年等开始组织在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分批北上，赶赴沈阳、哈尔滨等东北解放区的大城市，准备参加原定在哈尔滨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然而，随着平津战役形势的发展变化，北平得以和平解放，民主人士纷纷来到西柏坡、李家庄，积极参加筹备1949年9月在北平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并在1949年10月1日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6位副主席中，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3位党外副主席；在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有27位党外民主人士。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践行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诺言。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2月，中国人民救国会认为完成历史使命宣告解散。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十一个民主党派变成了八个，逐渐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参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