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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365电竞比分_beat365登录平台_28365365体育投注广东省委主委王学成在小组会议上作发言。他认为,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作的工作报告,立意高远,内容丰富,通篇贯穿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报告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地反映过去一年工作的重点和亮点,深入分析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科学合理、清晰务实地提出了今年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下一阶段工作的总体部署,是一个求真务实、催人奋进、符合当前实际和形势并能够得到落实的好报告。听了以后,令人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完全赞同这个报告。
王学成代表结合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抗击新冠病毒工作的内容,就如何发挥中医药的作用,谈了个人的几点认识。
一、在抗击新冠病毒战疫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国家中医药局党委书记余艳红在3月23日新闻发布会公开的消息,在这次抗击新冠病毒战疫中,从全国各地调来4900多名中医药系统医务人员,约占支援湖北医护人员总数的13%。在湖北省确诊病例61449人中使用了中医药,占比90.6%,根据临床医学观察,中医药有效率达到90%以上。5批国家中医医疗队共757人进驻武汉金银潭医院、雷神山医院、湖北省中西结合医院,并独立负责江夏方舱医院工作。此次抗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首次成建制全面参与烈性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中医医院首次被纳入疫情救治定点医院,中医首次独立承担病区与方舱医院临床救治工作。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及充分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勇敢战疫精神。中医药在抗疫中的优异表现和突出贡献,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民族文化的自信。
其实数千年来,在西医传入中国之前,中医药一直承担着保障国人公共卫生的重任,为中华文明的继承和传播作了巨大贡献,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西方世界鼠疫、欧洲黑死病、西班牙大流感那样一次性瘟疫导致上千万人病死的悲剧,最主要是因为有中医药防控疫情、保障健康的作用。建国以来几次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中,中医药表现突出,以我们广东省为例:五十年代成功用中医控制广州市流行性脑膜炎;六十年代用青蒿素抗击疟疾并推广到非洲地区,打造“广东中医抗疟”的亮丽名片;2003年用中医抗击非典,死亡率全球最低,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认可和评价。
二、中医药发展存在的问题
通过本次战疫,我们欣喜看到中医药发挥的巨大作用,同时也发现了中医药系统存在的不少短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中医药行政管理机构不健全、规格低,许多地方中医医疗机构处于边缘化的弱势地位。 在行政机构和医院中以西医为主流。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很大比例省级中医药管理局实际上是各省级卫健委中医处的另外一块牌子,职权少,人员少,既管不了人,也管不了药,被戏称为“高位截瘫”,难以有力工作开展。以广东省为例,21个地级以上市卫健局中,尚有6个没有独立设置中医药管理科室,县一级卫健局只有两成设置中医科(云浮市去年设立了独立的中医药局,副处级建制,专门负责中医药管理和南药的发展。把南药作为重要产业,并在和有关方面专家筹备成立中医药重点实验室)。由于管理不到位,导致中医药的地位不断弱化。根据《中国中医药年鉴》和《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国中医类医院4566间,占全国医院总数15%;中医类医院床位951356张,占全国医疗机构总数12%;中医医疗机构医护人员104万,占比8.9%。2019年中医类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共641项,经费3.5亿元,资助率仅有13.36%。从科研平台建设来看,国家重点实验室254个当中,西医领域34个,中医领域为零。两院院士中的医学和生命科学类院士共278人,中医领域院士只有18人,占比6.4%。从上面各种数据分析可见,中医药在整个卫生系统属于边缘化弱势地位。
例如国家抗疫公布的第一批、第二批共10家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名单全部为西医院。2月29日发布的《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全文只有1处提到中医药,联合考察组人员名单中没有中医药专家,世卫专家们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医药更是只字未提。广东省49家定点救治医院中,只有江门五邑中医院和阳江市中医医院两家中医院。在疫情爆发时,中医院只能作为协作单位参与部分临床救治和科研工作,前期准备不足,仓促上阵迎战,难以发挥治疗和科研的主动权。全省135家二级以上中医院,设置重症监护室的只有60家,设置呼吸科的只有64家,设置感染科只有20家。还存在相当部分基层中医院因为发热门诊设置不规范、硬件设施不达标存在医院感染隐患而被关停的情况。由此可见,束缚中医药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机制桎梏尚未彻底破除,中医院薄弱的硬件软件设施也导致难以进一步承担公共卫生服务的重任,一旦有重大急性传染病爆发,难以满足社会对医疗服务保障的需求。
2.中医师队伍人才缺乏。根据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执业医师达360.07万人,其中中医类别执业医师仅有57.5万,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中医的培养模式和思维方式基本西化,缺乏运用中医理论进行诊疗的独立自主性。尚未在全社会形成“信中医、爱中医、用中医”的良好氛围,网络上关于中医药是否是科学这种伪命题,居然还要花大力气去辩解争论,很多不懂中医的人在网络上恶意抹黑、攻击中医和中医医护人员。
3.中医药临床诊疗技术手段相对落后。一线中医队伍在新冠肺炎救治过程中,医生的诊疗手段仍然依赖“眼看手摸”。在传染病隔离病房,身穿隔离服的中医生只能通过雾气笼罩的护目镜来察看患者的舌质、舌苔、舌态,诊脉则需要与患者“亲密”接触,既增加了医生感染的风险,而且“隔着双层乳胶手套,触摸患者浮沉不定的脉象”,操作困难。这些完全依赖医生个人感官“望闻问切”四诊,在传染病救治的特殊环境下,效率不高,客观性不好。特别是现有的中医药临床诊疗装备相对落后,导致中医药标准化、智能化供给能力不足。
三、加快中医药的发展的几点建议
1.完善发展中医药的法律体制,提升中医药在医疗体系中的地位。目前我国传染病的有关法律法规,尚没有明确中医药参与传染病救治的定位和职责,导致其在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存在障碍,成为可有可无的一个选择。中医药不能依法依规及时参与应对,没有“主动权”,缺少“话语权”,总是需要依靠领导人个人威望或者名医的呼吁,需要各级政府专门发文提要求,中医药才能够“上场”。建议将中医药纳入《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在各级卫生主管行政部门和疾控部门中设置专门的中医机构,明确中医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定位及职责,使中医药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比如把中药纳入各级政府的应急储备物资库,加强中医药配备保障,将中医师列入各级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将中医药真正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完善中西医合作机制,确保中医第一时间了解疫情,全程参与。
2.政府加大对公立中医院的财政投入。在这次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中,公立医院和军队医院成为绝对主力军。在我国医疗资源总体不足、尤其是传染病防范体系相对薄弱的大前提下,建议各级政府加大对公立医院,尤其是公立中医院的建设投入,将公立医院新扩建项目纳入新基建范围,像修建铁路、港口、码头、高速公路一样的力度来投入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服务的需求。加大投入建设中医机构的硬件软件建设,补齐中医药机构的短板。加强各级中医院重症监护室、发热门诊、隔离病区等硬件建设和信息化建设,推动对病患者远程体征检测、视频查房和对话等“非接触”式诊疗手段应用,开展中医药数据中心和共享平台建设,为医护人员提供准确便捷的大数据支持。加强远程会诊系统建设,为基层医护人员提供视频培训和诊疗指导。在医保政策中对接受中医药服务的费用报销比例加以倾斜;合理调整中医药服务尤其是针灸、艾灸、按摩、刮痧等传统疗法的价格;简化中医院院内制剂申报、审批程序和销售范围;激发中医药机构人员的活力等等。
加大采购各地中药道地药材的财政补贴,也有利于帮助各地农民增加收入,比如去年底我在江门、阳江调研陈皮、春砂仁两种获得国家地理标志的道地南药的生产经营情况:江门新会的陈皮,是一两陈皮一两金,越陈年越昂贵;阳春金花坑出产的春砂仁,一斤的零售价卖到五六千。但是听到当地种植户说:最好的陈皮和春砂仁,都进不了中医院,因为太贵了,只能卖给酒楼做食材添加剂或者包装成礼品,只能说是太遗憾了。
早在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就明确规定了“细化落实对中医医院(含民族医院)的投入倾斜政策”,对于这些政策,各级政府要用好用足。
3.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建议尝试在中小学开始普及中医知识,在推动健康教育的同时让小孩子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建立对中医文化的自信心和认同感。在医科高等院校和中专教育中,加强中医疫病学、传染病学和公共卫生管理课程教学,建设好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学科体系,培养中医功底深厚的临床中医人才梯队,做好国医大师、名老中医的学术继承基地建设,加强中医药从业人员公共卫生管理能力水平培养。尤其是要充分总结这次抗疫的经验,优化对重大急性传染病诊疗救治的流程,形成规范化标准化的中医药救治流程,形成可复制的指标体系并推广应用。
4.多头并进,推动中医药的国际化。这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为中医中药参与全球战“疫”、获得世界认可提供了重要契机,但是受到各国法律制度、文化背景差异等多种因素制约,中医药走向全世界还面临重重障碍,必须同时采取多种措施,推动中医药的国际化,让中医药造福全人类。例如尽快制定中医药治疗标准体系,和世界主流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体系并轨,逐步确立中医药在世界主流国家的合法合规性,逐渐争取海外的法律支持和民意基础。例如从中央政府层面组织专业翻译人才,加强中医药理论体系和药材药名翻译的标准化和体系化建设,翻译多语种官方版本的并在官方媒体公开;例如针对不同国家采取灵活的外交手段,在派出援外医疗团队时,增加中医药专家的比例,让更多中医药专家走到海外战疫第一线,用中医处方药对外国病人进行诊疗,让中医药靠实际疗效来展示自身实力。例如通过外交途径、视频连线、网络发布等渠道主动向全世界推送用中医药防控疫情经验;比如国家中医药局先后组织中医团队和美国、日本、韩国、意大利、伊朗、新加坡等国家视频连线,远程会诊或者学术探讨,分享救治经验,全球近十万观众在线收看,影响力巨大。 比如广东省派出支援马来西亚抗疫医疗专家组,由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李俊担任组长,在马来西亚十多天行程中,广泛深入和当地政府、科研和医疗结构深度合作,分享中国防控经验,良好的治疗效果树立了中医的威望,是一次成功的合作之旅,友谊之旅。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贺信中指出:中医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我们要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动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我们要以习总书记对发展中医药的重要指示作为遵循,借助这次战疫东风,大力推进中医药发展。